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国家首先开始尝试现代意义上的联合防疫机制。1851年，首届国际卫生大会在巴黎召开，参会者以欧洲国家为主，并且以解决欧洲发生的疫病为主要目标。1902年成立的泛美卫生组织则是美洲各国的联防联控机制，致力于美洲范围内的疫病防治。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欧美国家在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而针对殖民地的各种医疗卫生问题，构建区域性联合防疫机制的经验也被欧美国家移植到这里。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地区从19世纪末开始共享疫病信息、交流防治经验，疫病防治甚至被视作谋取本地区话语权和增加影响力的工具。美国作为这一地区的后来者，更希望通过展示菲律宾卫生治理的成果以美化自己的形象。因此，在1908年借举办菲律宾群岛医学会之机，美国驻菲律宾殖民政府倡议成立远东热带医学会，得到周边国家的响应。远东热带医学会致力于协调区域各国围绕本地区主要流行病和恶性疾病开展合作研究、治疗和预防，其成立宣言即指出学会的目标和宗旨在于“推动热带医学研究，促进本地区各个国家，就其医学与科学的责任和兴趣，加深友好交往”。从1908年到1938年，除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外，医学会先后在马尼拉、巴达维亚、新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张永超新冠病毒疫情成了2020年中国乃至于世界的首号“网红”，两个多月来的疫情防控成效显著，各种战“疫”、抗“疫”策略层出不穷；种种188比分直播“疫情防控”的专题与动态频繁见诸于各大媒体。在病毒面前，各阶层人士同呼吸、共命运，深刻体会了“命运共同体”的生死奥义。然而，毋庸否认，本次病毒疫情造成的灾难，无论是各阶层同胞猝不及防甚至来不及告别的伤亡，还是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的重创，都可谓极其惨重，远非2003年的非典可比。由此以来，“疫情”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对其恨之入骨、欲诛之而后快，便不难理解。不过，除了表达惨重伤害后的痛恨之外，或许我们也应留意“疫情防控”中所突显的“正面”信息，而这些“正面”信息或许才是日后伴随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和希望之所在。从伦理学角度而言，至少两点是不容忽视的，那便是“公德意识”的养成和对“多元他者”的尊重。一、“公德意识”与私德重建自梁启超《新民说》论述国民的“公德”、“私德”以来，无论是其本土后继者还是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国民的印象便是“公德意识缺乏”：重私德而轻公德。这自然是中国国民步入现代社会的一大障碍，因此，要培养大

王雯菲（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2020-03-2812:10来源：澎湃新闻2020年2月17日，法国神经科医生、“前进党”成员维兰（OlivierVéran）正式接替布赞（AgnèsBuzyn），就任法国卫生部长。临危受命，40岁的维兰直言，对抗“新冠肺炎是卫生部的第一要务”。法国政府及媒体密切关注新冠肺炎的发展趋势，不仅因为疫情来势汹汹——法国累计确诊病例高达32964例（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3月28日数据），恐怕还与其自身面对瘟疫的经历有一定关系。从鼠疫、霍乱、天花到流感，每逢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爆发，法国均不能幸免。近代以来，尤其是1918-1919年的流感，造成了法国约12.5万至25万民众和3万士兵死亡。但因该流感爆发于一战结束前夕，对战争的关注使此次瘟疫被严重低估，以至于相关研究并不多见。被战争“遮蔽”的疫情瘟疫以及人类与瘟疫抗争的经历是世界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瘟疫似潘多拉之盒，如在某一时间点不幸触碰其开关，后果可能是数以百万、千万人的死伤。如瘟疫遇上战争，则更为惨烈，甚至影响战局发展、国家存亡。公元前430年，伯罗奔尼撒人逼近雅典时，得知城内爆发瘟疫，于是迅速撤离雅典。瘟疫

内容提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策略，也是中国参与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的基本方案，已经得到联合国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也应该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仍受到一些国家的质疑，甚至不少人对于如何有效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真正落地、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遵循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有必要从价值观层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进行深化研究。生态集体主义切合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需求；生态集体主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具有哲学、文化学、环境伦理学等学理依据；化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困境需要发挥生态集体主义的价值引领作用。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集体主义全球治理环境伦理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经济政治利益博弈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危机、生态恶化、社会动荡等国际安全不确定因素骤增的大背景下，联合国及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将其视为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的“特效药”而多次写入联合国的相关决议。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依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追随者的质疑，甚至不少人对于如何才能有效地构建人类命运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却又逢“新冠肺炎”肆虐。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重点支持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工作，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扛起责任、经受考验，既要有责任担当之勇、又要有科学防控之智，既要有统筹兼顾之谋、又要有组织实施之能，切实抓好工作落实，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充分彰显了党中央的战略定力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韧劲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面对复杂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指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彰显了党中央强大的战略定力。战略定力是在错综复杂形势下为实现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而表现出来的战略自信、意志和毅力。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中国人民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没有变，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决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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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现状“治学必先治史。”中国语言学史作为中国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看可介绍如下：1．中国语言学通史的研究自先秦起，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全面总结中国语言文字研究史的著作，却在20世纪中期才出现。1957年，日本学者编印了《汉语研究小史》（东京江南书院出版，1959年由王立达编译在国内出版），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一本介绍汉语言研究史的著作（包括国外汉学成果），但偏重对语音（音韵）和语法研究的介绍，篇幅较小，较简略。1958年，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出版，概要地介绍了世界语言学发展史，并扼要叙述从先秦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史。《中国语言学史》原是王力1962年在北京大学所用讲义，叙述了从先秦到1949年前中国语言学研究史，分为“训诂为主的时期”（先秦至两汉）、“韵书为主的时期”（魏晋至明代）、“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清代）、“西学东渐的时期”（清末至1949年）四章，这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语言学通史性著作，有首创之功。此后，通史性著作出版过多种，各有特色。如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把“中国语言学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冲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如期实现。这场疫情开始后，我们采取最彻底、最严格的防控举措，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积极主动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向其他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努力防止疫情在世界蔓延。面对大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条战线众志成城、全力以赴，迸发出共同战“疫”的磅礴力量，涌现出不少行之有效的防控举措。分区域阶段结构精准施策，采取差异化防控策略为人员复工、企业复产提供“安全”通道；支持线上登记、线上注册的多渠道灵活就业；重点帮扶因疫情影响的农畜产品，及时落实帮扶措施；落实“米袋子”、“菜篮子”责任制，保障群众必需品供应充足。这些措施不仅为当下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实支撑，也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保证。能否尽快取得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胜利，并完成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对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