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对我们而言，无疑是最熟悉的话题之一。古代学子同样需要参加考试，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这一制度虽为寒门学子提供了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却也将他们禁锢在八股牢笼中。明清时期考试范围限定在“四书”“五经”，写作形式为八股文，既束缚学子们的视野和学识，又消磨其人生和尊严。清代小说家吴敬梓洞察到这一冲突，在《儒林外史》中将矛头直指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呈现出明清学子的人生百态。
翻开《儒林外史》，你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对照组：周进、范进。他们名字近似，人生也近乎复刻。周进苦读几十年书，六十多岁都没考上秀才，屡遭梅玖等晚辈秀才欺凌。一日参观贡院考场时，多年求之不得的悲苦瞬间爆发，他“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醒来后“放声大哭”至吐血。同行商人可怜他，凑钱给他捐了可参加乡试的监生。从此，周进的命运仿佛“开了挂”，接连考中举人、进士，出任广东学道，掌管一省考试事务。霎时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辞退他的学堂供奉他的“长生牌”，奚落他的梅玖也厚着脸皮冒认他做老师。周进之“哭”，是数十年屈辱的宣泄，更是千万科举受害者的灵魂悲鸣。
范进是一位“复读”二十余次的执念型考生，直到54岁才在主考官周进出于同病相怜的关照下高中举人。他常年生活贫困，家中一度断粮，向岳父胡屠户借钱参加乡试，反遭辱骂：“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长久的磨难使他得知中举后狂喜过度，竟“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苏醒后狂笑着疯跑：“噫！好！我中了！”初读令人发笑，细品却倍感悲凉。
明清学子为什么对科举孜孜以求？“二进”的故事其实已经给出答案：这场考试能决定个人前途、尊严乃至家族命运。范进中举后，胡屠户恭维他“贤婿老爷”“文曲星下凡”，邻居送米送肉巴结，乡绅张静斋送银送房攀附，前后境遇判若云泥。周进之“哭”与范进之“笑”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直观展现了科举作为当时衡量个人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尺，对人的精神摧残。
那么，科举成功者便是真“学霸”吗？其实不然。范进中进士后被点为山东学道，周进托他照顾学生荀玫。可范进翻遍所有试卷，始终没找到荀玫的名字，正发愁时，幕僚给他讲了个笑话：有位四川学差听到何景明批评苏轼文章应评为末等，便“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讥讽学差无知。没想到范进完全没听出笑话的深意，反倒直白发愁：“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且不论考试的公平性，单看一省学官不识苏轼，科举录取的居然是这样的庸才，其弊端可见一斑！
更让人惋惜的当数匡超人。他本是勤勉向学、淳朴孝顺的“三好学生”，却在马二先生“总以文章举业为主”的观念灌输下投身科举。科举赛道上的趋利风气、功名至上的价值导向，慢慢侵蚀了他的初心，没多久他便堕落为吹牛撒谎、忘恩负义的利己主义者。他吹嘘自己选的八股文畅销五省，声称学子们“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并在家里供奉“先儒匡子之神位”。有人纠正他“先儒”是“已经去世之儒者”，他还“红着脸”强辩是“先生”之意。他甚至还贬低曾有恩于他的马二先生“才气不足”，其选本令书店赔本，吹嘘自己的选本畅销“国外”！对功名富贵的执念终究吞噬了他原本的纯良品性。
由此可见，《儒林外史》绝非简单“反科举”，它深刻揭示了当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被单一考试制度裹挟时，将催生多少人间悲剧。
考试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它帮助我们检验学习成果，不断进步，获得更好的机会。但我们要时刻保持独立思考：求学究竟是为了一纸名校文凭，还是为了成就更丰盈的生命？面对竞争，我们能否坚守善良真诚的人格底线，避免像匡超人那样迷失自我？《儒林外史》像一面穿越时空的镜子，既映照古人面对功名的挣扎，也折射出我们对现实的叩问。
来源：《光明少年》2026年1月刊
（文 / 张灵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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